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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奴才”和“臣”都是大臣的自称，但并不代表“奴才”就低“臣”一等，但也不代表二者可以混淆乱叫。

在满清入关前大臣的自称并没有什么规定，就是还处于“你我他，大傻瓜”阶段，叫“奴才”和“臣”都可以的。

对于清代“奴才”与“臣”的称谓，民间有一个比较朴实的观念，就是满臣称“奴才”，汉臣称“臣”。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中，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，而且随着时代也有过几次变化。在努尔哈赤、皇太极时，八旗制度创建伊始，所有旗人都属于各旗旗主王爷的私属，大汗也好，旗主王爷也好，与他们部属的旗人都有着“养”与“被养”的关系，所以“主”与“奴”的关系也极为鲜明，所有旗人，无论满蒙汉军，都在习惯上称皇帝、旗主王爷或领主为“主子”，而自称“奴才”。

满清在入关各旗的贵族属奴隶主，家里蓄有奴隶，称为“包衣阿哈”，即“家养奴隶”。满清入关后很多家养奴隶随主子在战争中立功成为显贵，但无论如何贵显，在自己的本主面前还得自称“奴才”。到了雍正皇帝即位后，善于改革的雍正帝为了标榜满汉统一，营造一种新的君臣关系，在雍正元年八月十六日发了一道上谕，明令臣下统一称“臣”：“凡奏章称臣、称奴才，俱是臣下之词，不宜两样书写。嗣后着一槩书写臣字”。

到了乾隆年间，乾隆皇帝一改先人制度，规定今后满人官员需自称“奴才”，而汉人官员则没有这种“特权”，这还被严格纳入官员的KPI考核。乾隆三十八年，凉州镇总兵乔照，作为一个满人武官，在奏折里自称“臣”，受到了乾隆皇帝的严肃处罚。同理，汉人大臣若自称“奴才”，也会受到责罚。

随着中国逐步走向近代，皇帝的统治权威有所下降，一些满洲的臣工在奏折中也逐渐乱了章法，如光绪二十八年，江苏巡抚恩寿在其多次上奏时，屡次称臣，内廷认为这种行为“殊属不合”，并传旨申饬。清朝统治逐渐危机，统治者也为了融合满汉，宣统二年，时任海军部大臣的宗室人员载洵等人奏请“永革奴才称谓”，最后清廷正式谕告满汉臣工“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，著一律称臣，以昭画一而示大同。”奴才的称谓终于在制度层面废除了。制度虽然废除，但直至清亡，仍有满臣习惯以“奴才”自称者，可真是甘心做定奴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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